2005年，市委、市政府将这一战略微调为主城、渝西、三峡库区和渝东南“四大工作板块”。“当时主要考虑渝东南和渝东北两个区域也有差异，实际是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作了进一步细分。”

2006年，在“三大经济发展区”和“四大工作板块”基础上，重庆提出了“一圈两翼”区域发展战略。“这是对‘三大经济发展区’和‘四大工作板块’的继承和创新，这个战略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。”这位干部说。

分类指导战略让这个年轻的直辖市获得了飞速的发展，先后圆满完成了“打基础、建平台、增后劲”的阶段性任务，并实现了“求突破、上台阶、大发展”的目标——从1996年到2012年，重庆财政收入增长30倍，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4.3倍和4.9倍，更重要的是，全市366万绝对贫困人口基本脱贫。

然而，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，各区域板块及各区县功能定位不清晰、产业同质化、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问题更加突出地暴露了出来。进一步科学划分功能区域、设置更为严谨的考核指标、深入推进差异化战略，成了当前重庆最迫切的要求。

“就像人的身体有功能划分一样，吃饭用嘴，听用耳朵，谁也不会往耳朵里喂饭，用嘴巴去听人家讲话。”杨庆育说，同样道理，一个高山地区和一个平原地区，一个交通优势区域和一个海拔在3000米高山上的区域，他们的功能定位显然也是不一样的。

“‘五大功能区’并没有打破‘一圈两翼’的区域发展战略，而是对它进行细分和深化，更符合重庆当前的市情。”市发改委主任沈晓钟分析说，通过功能区域划分，重庆将进一步做强“一圈”大都市区，使之成为国家中心城市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功能的主要载体，改变“小马拉大车”的现状。同时，更好地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，将“两翼”地区生态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。

顺应大势的“新潮流”

按照“新经济地理”理论，工业区、农业区应该角色固定，优势“锁定”，才能体现规模效应。重庆此时推出功能分区，顺应了改革发展的方向，是转方式、调结构的需要

出国旅游，许多人不再惊叹西方国家繁华的大都市、发达的工业区，却对那里受永久保护的绿地、森林赞不绝口。

蓝天白云、绿地草坪为何“青睐”这些发达国家?

答案是：因为德国、荷兰、日本等发达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国土空间规划。他们通过“空间鼓励”、“空间准入”和“空间限制”等手段，协调城市和乡村、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。

美国经济学家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·克鲁格曼，早在其 “新经济地理”理论中就指出，工业区、农业区应该角色固定，优势“锁定”，才能体现规模效应，呈现收益递增。

在德国，他们按照人口密度和城市规模等级，将空间结构分为中心空间、边缘空间、过渡空间三种类型;在荷兰，政府对国土空间实行“红线”、“绿线”管制，并划定了需要重点保护的“绿心”区域;在日本，他们编制三大都市圈规划来实现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，在都市圈内部保留较高比例的农地、林地等绿色空间。

在中国，过去没有国土空间规划，也未实施主体功能区划分。以至于很多地区因片面追求经济利益，发展方式粗放，环境遭到破坏，产业结构不合理，同质化生产导致恶性竞争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。

为改变这一局面，中央“十一五规划”第一次提出“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”的战略构想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“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”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。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通过的中央“十二五规划”中，主体功能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。2012年，“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”再一次被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。

“可以说，重庆此时推出功能分区，顺应了改革发展的方向，顺应了转方式、调结构的具体要求。”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。

在重庆“五大功能区”划分中，每一个功能区均赋予了明确的发展定位：

都市功能核心区

今后，不会强调工业，而是金融、文化、商贸等高端要素集聚的现代化大都市

都市功能拓展区

是先进制造业的集聚区，集中体现国家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和服务影响力

城市发展新区

是全市未来工业化城镇化的主战场

渝东北生态

涵养发展区

要着力涵养保护好三峡库区的青山绿水，实现库区人民安稳致富

渝东南

生态保护发展区

突出保护生态的首要任务，加强扶贫开发与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相结合……

这是一个全面的、综合性的战略决策，不仅是经济发展分区，也不仅是城市发展分区，而是包含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建设、人口分布等各个方面，是一个“五位一体”的、整体的、系统的发展战略部署。

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，不难想象，“五大功能区”划分，将对重庆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