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俞建国主题为“认识新常态，把握主动权”现场演讲实录：

俞建国：大家下午好!感谢会议组织方邀请我在这么一个重要的论坛上做一点发言。首先，祝贺咱们第六届全球汽车论坛成功召开，并且祝贺中国汽车工业在世界经济危机以来逆势而上，连续六年产销居世界第一。

今天我讲的主题是“认识新常态，把握主动权”。这是就我们中国来讲，可能是一个老话题。马利克先生在会议之前送给我一本书，这本书里谈到，他说作为一个企业家，正确的战略与经济形势无关，所以恰恰把我今天讲的主题否掉了。我觉得马利克先生强调我们企业的内功，要把内功做好，不骄不躁。而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在中国的环境，恰恰是又骄又躁，天天盯着股市、房市、GDP。所以我不得不讲讲这个。今年是“十二五”收官之年，我们中国GDP增长连续三年在8%以下了。这是二十多年，91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，今年要实现7%的预期，现在看来困难是仍然很大，下行压力比较大。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，什么样的形势算好?什么样的形势不能算好?因为从搞经济分析的人，特别是一些企业家认为，增长快一些，肯定形势好，慢了就不好。上行期是好，下行就不好，快速就好，慢速就不好。一般是这样的看法。因此，一些专家学者也好，我们企业家也好，都是希望政府在经济下行时期能够出重拳，强刺激，把我们经济抬起来，这样各行各业都能得到快速发展。

依我个人对我们国家经济的这种长期研究，我前几年专门对“十二五”规划做了前期分析研究，通过对我国历史上一批数据进行分析，发现有这样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，就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，过高的速度对我们的结构调整不利，对我们的改革不利。恰好我也是用两根曲线来说明这个问题。马利克刚才也是画了两根曲线。这两基曲线，红的代表投资，绿的代表我们的消费。纵轴是我们的投资或者消费的弹性系数，横轴是GDP的增长速度。这个图两条曲线，反映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的弹性系数，两者的关系。我们的投资和进出口这个弹性系数和我们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?两个交叉的地方，大体是按当年价算，就是8.2%左右。按可比价大体是7.5%。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到8%的时候，我们的消费和投资的弹性系数都是1。如果我们超过了8%，甚至超过了10%，那么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，投资就是1.1、1.2，前两年14%的数字，这个弹性系数投资就变成的1.2、1.3，还会往上面走。消费恰好反过来，增长速度越快，超过了10%以上，如果增长13%、14%以上，消费的弹性系数就是0.9、0.8，会往下走。大体的平衡点就是我们的经济数字大体7%、8%。大家如果对宏观经济比较感兴趣，可以下来算一下。这只是一个平衡点，保持我们的投资消费，以及二三产能稳定的一个平衡点，超过了就不行。为什么呢?如果增长速度到8%以上，甚至到10%，更需要投资增加，根据弹性系数，而100块钱的投资拉动92块的工业，其中62块是土建部分，钢筋水泥，30块钱是买的工业设备。购买服务业的交通运输商业等等，也就是六七块钱，基本不需要农业，所以增长速度越快，越依赖于工业，我们的三产，高质量的装备工业就难以发展，发展的都是我们的低端产业。我们卖一辆汽车，还不如卖一两吨钢筋赚钱，还不如卖几吨水泥赚钱，这样我们的产业结构就没有必要升级，傻瓜都赚钱，最低端都卖得很畅销。另外，对政府职能转变，对我们的改革，对我们的体制改革很不利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目前的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体制，政府在主导产业发展方面，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，地方政府在园区建设方面，各种各样的开发区，高新技术开发区，大学园区，什么奥运村等等，地方政府都在主导着。所以地方政府起什么作用?就是我们常说的，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，同时还是一个领队，招商引资。所以经济增长越快，越依赖于政府的工作动力。其真正结果必然是损害我们企业的，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创造力投资。民营企业就成了一个替补队员，在国民经济的地位当中，虽然已经给它抬到了基本的经济制度层面，但实际起的作用还是替补。政府准备让各级政府转变职能的时候，特别是最近中央花大力气解决腐败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原来增长的润滑剂就干涸了，使我们经济运行不太顺。如果一旦把速度放得更高，显然对转变政府的职能以及落实现在的中央政策是不利的。

因此，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意识到，经济增长应该控制在7到8左右是比较好的，放宽一点，从中长期三五年来看，有的年份高一点达到9，有的年分低一点，低于7。未来这都是有可能的，剩下就是我们关心今年会怎么样。因为从今年来讲，一季度7，很多人呼吁政府应该出重拳，适当强刺激。我总的感觉很关键的是看二季度。如果二季度数据低于比如6.5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最高决策层的底限是多少，但是我们感觉全年速度底限不会对于6.8，季度不会低于6.5。如果低于6.5了，那么可能这些精准的宏观调控，政策适当加大一点，某些地区加大投资力度。但是如果我们第二季的数据还是6.5以上，我估计可能仍然是适度地以精准来调控为主。

所以如何把握我们汽车工业的主导权?我看咱们论坛有几个讨论主题，事实上已经做了回答。那就是要明察秋毫，洞察消费者，依靠创造灵感，为汽车工业转型提供方向。

最后，我祝贺论坛顺利召开，并且预祝大会成功结束。谢谢主席，谢谢大家。

赵福全：谢谢俞老师的精彩演讲。你作为发改委的经济学家，谈汽车，可能细节东西不太了解，但是我从汽车从业者的角度来讲，有一个困惑，汽车行业已经当之无愧成为支柱产业，我自己个人认为，未来十年是我最看好的，不是因为我做汽车，是因为汽车很争气。但是我们觉得国家的认识好像达不到我们的预期水平，好像这个行业无所谓。房地产今天调控，明天放开，但是对汽车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。你觉得汽车产业在你心目中，在国家的国民经济中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?你觉得从我的角度，应该给政府提什么建议?

俞建国：1995年把汽车产业定为支柱产业，争论就很多，包括我们过去最大的担心就是城市的拥堵，汽油的消耗。中国是缺乏汽油资源的，缺乏石油资源，如果大发展，就必须依赖海外市场。再者整个亚洲国家，汽车几乎都是饱和的。香港、新加坡、日本都是限车限行。所以当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，就是在很无奈的情况下。人家说了，不上汽车上什么?在这个情况下，把汽车作为当时的四大产业支柱之一列了进去。当时其实发展也很慢，结果没想到02、03年以后，对个人开始放开以后，汽车是非常快地进入家庭。08、09年做了一个发展的十二五规划，当时汽车城市家庭百户七八辆，当时我们预计每百户应该三十辆，一千户三百辆。有人说是不是超了，我们说问题不大。现在看来，实际上去年已经达到超过了，大概是每百户三十五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大部分对汽车产业看好的。尽管少部分同志可能有犹豫。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看到，汽车不光是量的问题，量主要是在我们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大有发展前途，而特别是一线城市，二线城市，应该是上汽车档次。由一台五六万的汽车逐渐上升为十几、二十几万的车，向中高端走，这是我们城市未来汽车产业的一个方向。我们基本都同意这个看法。

所以我们只要抓住了中国人对未来消费的动向，洞察这个方向，特别是高端人群，那么我们的汽车产业必定能够引领我们整个机械行业，甚至整个工业。

赵福全：谢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讲说当时做九五规划，觉得亚洲的城市很拥堵，日本、香港也很拥堵。但是这是两个事。汽车社会，拥堵和汽车产业是两回事，既是相互的，又是完全独立的。韩国人口不多，产量本土的消费也不大，但是它有大量的出口，这是汽车制造业本身应该做强的问题，国家也发布了制造业如何走出去，汽车也列进去了。现在我们卖钢筋卖水泥都比卖汽车赚钱，你觉得已经不正常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的制造业还要靠钢筋水泥走出去，我们合适吗?

俞建国：我们会议主持人提了一个很好的很尖锐的问题，但是就我感觉来看，我们想走出去的，在我们国家还算是一个中高端的汽车，过去比自行车还是高端多了，生产自行车的王国，现在作为生产汽车的王国，产业技术方面已经大大升格了。但是问题是什么?整个国家现在由政府主导，包括纪委、发改委的规划，水泥行业、钢铁行业、煤炭行业，什么行业都要走出去，它不走出去，那个行业的人奔小康怎么实现?是让他回头生产汽车，还是大出口?所以国家在平衡这个问题上确实很困难。就像东部地区要率先奔小康，赶四小龙，中西部地区我们怎么办?我们是要赶沿海地区，中西部地区发展什么?总的来讲技术档次比东部要差一些，中下端的东西搞不搞?在国家当中也需要平衡。因此，这涉及到行业之间的平衡，地区之间的平衡，归根结底是每个人收入需要平衡，这个解决不了，收入差距之大，会把社会矛盾闹得很大，政府可能是经常处于一种危机控制，危机防止，这个任务就非常重。

赵福全：谢谢俞老师的精彩演讲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。俞老师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，政府也很难，要平衡，但是总要有一个主要矛盾，次要矛盾。但是我真正觉得，汽车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，平衡之中要抓主要矛盾。所以我希望像俞老师这样在中央有话语权的人要多为汽车呼吁，汽车未来是龙头，是抓手，没有汽车，中国制造2025形同虚设，就迷失了方向。事实上无论是从马利克教授还是从俞老师的讲演中，很多东西都很难，要平衡，我们要纠结，不进难，进了卖还是不卖，也很难。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纠结的时代，这就是新常态也带来了新挑战，更带来了新机遇。什么是新常态?我的理解就是不是不增长，而是增长的方式改变了。原来简单的量，现在强调质。新挑战，也不是灾难，实际上是竞争方式的改变，由原来的机会主义向实力主义的转变，新形势就是在新常态下带来的新机遇和新能力的提升，我认为只有新的能力的成长，才能面对新挑战，抓住新机遇。我个人认为，现在都讲互联网思维，互联网思维是什么?现在很多人在抨击互联网思维是盲目的膜拜的结果，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思维是新形势下，要审视我们曾经做过的每件事，审视我们做事的每一个方法，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的目的，更要挑战我们曾经做事的思维，我们要再启动，再远航，新形势下需要冷思考，需要冷静，需要深深地认识到新形势下的新实力到底在哪里。我个人认为未来的中国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撑，实体经济更需要高质量不断创新的支撑，只要抓住了高质量和不断创新，有了这两个点，我们用两位发言人著名经济学家的话来讲，我们就可以在巨大的变革中，能够争取把握住更大的主动权。谢谢大家。